茶史篇 晚清民国时期漳州茶业史话

  古今中外,茶人历代,茶商无数,岁月流转,或白银铺路,衣锦荣归;或血本无归,流落他乡当历史的车轮迈进到晚清民国时,“多事之秋”便成了这一时期的真实写照。由于遭受着内忧外患的困境,各行业经济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创伤,从1886年至1949年,华茶从发展高峰一落千丈,1949年茶叶产量只4.1万吨,出口量仅0.9万吨。究其原因是由于茶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失败,外销几濒绝境;而国内处于连年战争,苛捐重税,经济萧条,物价暴涨,地方不宁,茶农生活维艰,茶园成片荒芜,茶业生产岌岌可危。

  而在福建,由于当时政局不稳,茶叶生产上下起伏,茶叶流通时好时坏,茶商茶农苦甜不定,福建茶业经济在夹缝求生,充满了变数。《福建之茶》对这个时期的福建茶业情况做出记叙:“辛亥革命后,本省茶叶承清代之旧绪,尚能保持原有之状态,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,交通、营业均受到影响,输出大为减少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,原期可以逐渐恢复,但以内讧不息,逼地苻篱,茶产不特未加保障,且极力摧残,沿途有苛捐杂税,名目之多,不胜枚举。省内交通不便之外,尚有强梁截劫之事,茶业已疲于奔命,安得有改良之余裕,且商人以成本过昂,乃有掺假与用回笼茶以图厚利者,政府既无鼓励与改良之举,茶商又取自杀政策,于是闽茶(华茶)之声誉堕,国际之市场为日本、锡兰等竞争者所夺,以至一蹶不振。”

  地处福建省最南端的漳州,九龙江平原腹地,位于泉、潮之间,商旅往来必经之途,成为重镇。辛亥秋,武昌起义,全国响应,漳州随之光复。此时地方文武官员,惊慌失措,各保其身,一哄而散,民间商铺倒安若无事。

  除了在同治、光绪年间开业的奇苑、瑞苑茶店,此前,漳州贩售茶叶的商铺仅有三四家,其销售的范围局限于县城及附近四乡,不但无外销能力,货源也不充足,规模均甚小,每年销茶不过三万斤左右。这些小茶店在后来居上的奇苑、瑞苑等各大茶庄的压挤下,逐渐被淘汰了。有些无店铺的茶农只能靠挑运的方式销卖茶叶,出生于道光十六年(1836年)的安溪西坪南岩人王三言在青壮年时为了生计,把自产的茶叶挑运到漳州销售。随着业务量的增大,遂向乡亲收购茶叶,精制加工后贩运到漳州。当时贩运茶叶,脚穿自制的麻草鞋,走山间崎岖小路,经罗岩到长泰县枋洋,再经岩溪到长泰县城,途中60公里要住两夜,第三天再走15公里才到漳州府口(今台湾路一带)。他常要到漳州各县销售茶叶,有时也从漳州南门坐船到汕头、潮州销售。长途挑运,虽十分辛苦,但获利颇丰。1875年开设了梅记茶行,1884年首创了“布巾包揉技术”,让原本条形疏松的铁观音变得卷曲美观,更紧结重实。王三言富贵后造福乡里,1903年,时任闽浙总督兼福建巡抚许应骙亲授王三言五品奉政大夫的荣誉。王三言的孙子王孝纽(1914、5—2000、6)师承家传,精于制茶,曾被誉为安溪制茶的“五虎”之一。他在1942年至1953年,也沿着祖父的茶路,到漳州、诏安、汕头等地销售茶叶,后于1956年5月进入到漳州茶厂成为烘焙技术骨干。

  “奇苑茶庄”是一家闻名海内外的老字号,茶庄老板林正博原籍安溪西坪乡,有族人避乱流寓武夷山,垦种茶园,偶因事来漳,顺便带自产的茶叶试销对路,认为可以在漳推广夷茶,后来果然打开局面,于清同治年间在东坂后街(今青年路)创办奇苑茶庄,专营武夷岩茶。经营规模不断扩大,清末分别在厦门和云霄设立茶栈和分号,茶运漳浦、诏安、东山等地,销售茶叶有大红袍、铁罗汉、铁观音、色种、水仙等数十个品种,其中以“三印水仙”名气最大,脍炙人口,老少皆知的名牌茶叶。在经营上,他们注意保证茶叶加工质量,等次分明,货真价实,童叟无欺,并开发海外市场,信誉极佳。当年奇苑茶庄出口海外的茶叶,占漳州地区出口茶叶量的80%以上。鼎盛时期,“奇苑”茶庄开出的茶票,曾一度作为银票,在闽南一带商家店铺中流通。

  由于生意兴隆,“奇苑”茶在市场上遭人仿冒。辛丑年(1901年)林奇苑茶庄主人以雕板印刷内包装纸作为“消费提示”。雕版印刷术虽发明于唐朝,但以雕版印刷广告的茶叶包装纸,有实物可证的,却是清代中晚期的了。雕版印刷需要先在纸上按所需规格书写文字,然后反贴在刨光的木板上,再根据文字刻出阳文反体字,这样雕版就做成了。林奇苑茶庄内包装的“消费提示”兹全文照录:“本号历代自管武夷幔陀岩超选各色奇种,配运各埠洋庄,拣选真货。住福建漳城东坂后街发兑,近有无耻之徒贪谋射利,混装伪货假冒本号各埠骗卖,所以再加内标详明。四方光顾者须认内外标印为记,座免有悮。”

  抗日战争爆发后,乌龙茶主要外销口岸—厦门、潮、汕相继沦陷,海关紧闭,水路断绝,茶叶无从出口,外销中断,不少茶厂倒闭。奇苑茶庄销售也因此大为减少,营业规模日益式微。抗战胜利后,因创业者等人先后谢世,奇苑茶庄一时后继无人,勉强维持到私营企业社会主义改造,1956年公私合营并入漳州茶厂后,奇苑茶庄从此消失。瑞苑茶庄店东亦是安溪县人,销售名茶的声誉与奇苑茶庄处在伯仲之间,后来歇业停顿,改组为金峰茶庄。改组后业务方向着眼于南洋联系,发展外销。但因资金已于末期消耗甚多,运转困难,在行业中已没有竞争能力。

  继奇苑在东坂后街(今青年路)、瑞苑在府口街(今台湾路)开业后,嗣后陆续开业的有南市街(今香港路)的茗芳,马坪街(今延安南路)的建芳成,东闸口(今厦门路与北京路汇合处。北京路北接南昌路、南至厦门路,自北向南地名分别是渔头庙、市仔头、下营、少司徒、东闸口)的铁峰,东门街(今新华西路、新华东路)的王春苑和馨远,陆安西路(今新华西路,民国7年陈炯明驻守漳州时,进行较大规模的市政改造,对新扩建的几条主干道以其军衔“定威将军”和笔名“陆安”命名)的茗春,新桥头(今厦门路)的品芳,北桥街(今大同路)的潘瑞泉。其中馨远一家还兼营药材,出售著名成药璞山岩片仔癀。民国后至解放前夕,茶业进一步发展,在南市、府口一带增开有茗苑(兼营瓷器)、苑岩、瑞芳、林荣发、东源、南源(此“二源”乃父子分开经营)、福源、源崇美、杨义芳、品春、魏福星、源泰、兴泰、新苑、荣泰、丰圃、万苑,马坪街及断蛙池(今延安南路自北向南)、博爱道一带则有武安、泰丰、源苑、茗圃、长裕、长盛、荣胜、连圃、奇圃、新春、华南、耀源、源春、华圃,中正路(今北京路)和厦门路等处则有琴记、维新、张源美、陈升苑、玉苑、东南,岳口街一带则有联芳、杨维丕等,盛时全市共有40余家。

  抗战期间,茶区安溪匪患蔓延,许多经营茶山又有经济实力的人,在家乡难于存身,相继举家迁居漳、厦两地,一时大量游资需寻找出路,一家生活尤须设法维持,于是他们纷纷在漳经营茶业,其中一些人与南洋各埠有联系,在开业后就大力向海外发展业务关系。

  张振美(1915.12—2005.8)在1931年至1937年间随叔父到缅甸读书、帮看茶店。1937年回国随父亲张彩南往返于安溪与厦门间采购茶叶配运外销,至1942年因安溪大坪家中遭遇土匪抢劫,遂举家迁到漳州在中正路市仔头(后改北京路302号)创办的张源美茶庄,和陈升苑(北京路305号)等几户同处一条街上。这些新开张的茶庄由于经营上与老铺不同,销售对象面向大众,门面、包装均有些改革,而且与海外有较强的联系,内销外销逐渐凌驾于奇苑等老铺之上,企业改造时其资金、设备均居同业之首位。

  漳州所销售的茶叶,均属乌龙茶,茶商按产地分为夷茶、溪茶和杂茶三大类,杂茶无大宗产量且质量欠佳,只供堆茶拼配。原料最早远者来自安溪,近则取自长泰、平和、漳平、宁洋,粗茶居多。后来随着消费者口味的转变逐渐倾向销高档茶,其中夷茶风行一时,溪茶也能长久立足,于是夷茶、溪茶在市场上并驾齐驱并互争雄长了。六七十年代曾在漳州地区流行的顺口溜“乘风飞马大前门,流香色种一枝春”中的“流香色种一枝春”正是延续了这两种茶口味的花色品种,并保留手工纸包装至今依然广受青睐。安溪茶的品质有菜茶、小种、乌龙、铁观音、梅占、奇兰、黄金桂、毛猴、毛蟹、大红、太苍、佛手、水仙、大叶乌等。安溪的原始茶种已年久退化、死亡,后来虽重新栽培,由于铁观音树龄短,又极易得病凋残,产量不能有所发展;乌龙的存活率高,树龄亦长,抗病力强,无早凋之弊,产量为当时溪茶中之冠;至于大红、梅占许多杂色品种,质量不如铁观音,又是易凋品种,产量、质量均无独树一帜的可能,故混合归堆统称色种。因此溪茶分为铁观音、乌龙、色种三大类。

  武夷茶品种则有小种、茗种、奇种、水仙以及名丛的大红袍、铁罗汉、水金龟、白鸡冠、白牡丹、红孩儿、大红梅、黄龙、金锁匙、不见天、不知春、白毛猴、玉美人、人参果、半天摇、吊金钟、一线天、天女散花等。上武夷山的漳州茶商在收到毛茶后,全部运集崇安县赤石街自己的厂站进行初步加工,拣、焙、分类,然后装箱起运。抵漳仍须开箱、归堆(多数加以拼堆,即官堆)、重新精拣、精选,并分类由焙茶工人用炭火精心烘焙,经茶师一一品评分清品种、等级、价格,各茶号均有特立的茶名和品牌。官堆时,按照既定标准,每堆茶叶颇称一律,品质和口感稳定,符合饮茶人对某一口感保持相对一致性的要求,故消费者对其信用极为认可,老茶号历经百数十年不变,不易为新的茶号所动摇,与其它货物不同,茶叶收贮必须倍加谨慎。各茶庄都特别制有大木柜或大陶缸。茶叶进店后,都要及时放入木柜或陶缸。门前零售的茶叶则分别用大小锡罐收存,随取随盖。对需包装或买做礼品的顾客,有的用每只容量一小两(37.5克)的锡罐,并十六小罐为一斤(旧秤每斤600克,下同);有的用精致的小木箱(内套锡纸)包装,分30斤、27斤、15斤、10斤、1斤、0.5斤、0.4斤几种;有的用白铁皮做成二两、四两的罐子分装。不论箱装、罐装,外表均饰以华丽的商标,大都画有彩色山水或美丽姑娘之类的图案,颇有“山清水秀茶飘香”、“从来佳茗似佳人”的意韵。为方便茶室营业和那些居家临时买茶泡饮的顾客,各茶庄普遍出售小包茶,有三角包(每包茶量刚好一次泡饮,花色品种大都是通销的茶叶)和长方形纸包(份量比现在二两装少一些)二种。这种零细包装方式颇为费工,但漳州各茶庄均乐为之,因为花些工夫而顾客称便,增加营业量。

  漳州地区多数县份普遍好茶,地理上又毗邻需求量大的粤省,同时靠近南中国门户的厦门市,茶叶的内销、出口具备良好的条件,因而茶业的业务状况能为全省之冠。历史各时期漳州茶高年所销售的茶量(中、下等茶居多)据估算如下:光绪二十年前3.6万斤;光绪二十年12万斤;光绪末年18万斤;民初至抗战前最低20万斤,最高五六十万斤;抗战中,虽遭到严重打击,其中的某年尚有28万斤;解放初,由于国民经济尚未恢复,一度仅为15万斤。漳州茶商至解放时实存38家,中小户占多数,一些户已陷于半瘫痪状态。至1955年底计30家,大、中、小各10家。从业人员66人,资方50人,劳方16人。1956年经过党和人民政府深入宣传贯彻政策,该行业顺利接受了私营企业社会主义改造,“一步登天”纳入国营企业,企业负责人及从业人员均获妥善安排,除一部分安排于国营食杂公司的包茶工场,包括张振美等大部分人员进入国营漳州茶厂,补充完善漳州茶厂的技术队伍和加工操作规程体系。

  峥嵘岁月,人间草木,悲喜枯荣,繁华落尽,细数过往,人和茶相伴,有多么坎坷的路途,就有多么传奇的故事。根脉的传承,见证着一代又一代茶人的故事。故事仍在继续,薪火相传,人们依旧身体力行